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财富，更引领了无数人走上致富之路。作为首个广泛应用的网络浏览器联合创始人和风投巨头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创始人，他深刻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品质。尽管对"独角兽"一词有所保留，这位成功投资者却参与了Facebook、Pinterest等众多估值超10亿美元的科技企业早期投资。
安德森以富有洞见的言论著称，从2011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的宣言，到"没有糟糕的想法，只有早期的想法"的观点，都彰显其前瞻思维。2014年他大胆预言比特币将像互联网一样改变世界，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让他始终将希望寄托在年轻创业者和新兴企业身上。
随着ChatGPT、DALL-E等AI技术深入日常生活，公众焦虑与日俱增。为此，Reason主编Katherine Mangu-Ward在与安德森展开深度对话，探讨硅谷生态、尼采哲学以及政府角色对创新的影响等关键议题。
Q：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历史上的技术周期相比，是否具有本质性突破？
Marc Andreessen：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追求，这一梦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五六次AI热潮，每次人们都坚信这次将实现突破，但随后总会遭遇寒冬。如今我们正经历新一轮AI热潮，但这次确实有所不同。
关键区别在于，我们现在有了明确的测试标准来衡量类人智能的能力。在这些测试中，计算机已经开始超越人类。这些测试不仅涉及计算能力，更关注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能力。2012年，计算机在图像识别领域首次超越人类，这一突破直接推动了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需要实时处理大量视觉信息，做出"这是孩子还是塑料袋？是否需要刹车？"等复杂判断。虽然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仍有改进空间，但Waymo等公司已经实现商业化运营。
过去五年间，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显著进展。计算机开始真正理解书面英语，并在语音合成方面表现优异。最近ChatGPT的突破更是令人瞩目，它作为大型语言模型(LLM)的代表，其能力不仅让普通公众震惊，也让许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这标志着AI技术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Q：您如何看待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本质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张力？
Marc Andreessen：大型语言模型既是一种技术技巧，也是一种突破，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智慧？意识是什么？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机器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想要实现什么”。
从技术本质来看，大型语言模型（LLM）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自动补全系统。就像iPhone输入时的单词补全，或是Gmail的句子补全功能，LLM将这一逻辑扩展到了段落、章节甚至整本书的规模。比如，当你开始写一本书时，输入第一句话，LLM就能生成后续内容的建议——包括章节结构、主题、案例甚至措辞。ChatGPT已经展现了这种能力：你可以输入一段初稿，让它优化表达、简化内容或调整语气，最后由使用者决定是否采纳。
那么，这究竟是技巧还是突破？答案可能是两者兼具。Meta的Yann LeCun认为这更像是一种“诡计”——就像一只小狗，它会生成看似合理的文本，但并不真正理解内容。它不懂人类、物理定律，甚至会在缺乏准确信息时编造“幻觉”，虚构人名、日期或历史事件。
但问题在于，这种“自动补全”的机制是否与人类行为有某种相似性？我们是否也常常说出别人期待听到的话，而非真正独立思考的结果？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的边界与社会的期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张力？
Q：您如何解析人工智能“幻觉”现象与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层关联？
Marc Andreessen：这触及了一个关于人类意识的根本问题——我们如何形成想法？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其实是在自动补全他人期望听到的内容，而非表达真实想法。这种现象在政治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人只是重复社会共识而非独立思考。
这种社会强化机制与AI的"幻觉"有相似之处。当大型语言模型缺乏准确答案时，它会生成看似合理但虚构的内容来取悦用户。艾伦·图灵设计的测试恰好揭示了这种共性：要判断机器是否智能，本质是看它能否像人一样"表演"思考。
图灵测试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可能证明机器的欺骗能力，也可能暴露人类思维的脆弱性。我们和AI都在某些领域表现卓越，在其他方面则存在明显局限。关键在于认识到：智能并非单一维度，而人类认知中的"自动补全"倾向，或许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接近机器的运作方式。
Q：您认为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将如何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Marc Andreessen：最近观看《壮志凌云》时，我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训练一名F-16或F-18战斗机飞行员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而飞行员本身更是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传统战斗机需要将人类置于金属舱内，以超音速飞行，其机动性受限于飞行员的生理承受能力。这些飞机必须配备庞大而昂贵的生命维持系统，设计上也必须迁就人类驾驶员的体型需求。
相比之下，超音速AI无人机完全突破了这些限制。其成本仅为传统战机的零头，且无需拘泥于现有飞机形态——可以设计成任何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最优形态。它们能实现更快的速度、更极限的机动动作，执行人类飞行员无法承受的高难度战术。决策速度更是质的飞跃，每秒处理的信息量远超人类。
更关键的是规模效应：未来战场上出现的不会是一架无人机，而是10架、100架、1,000架乃至10万架组成的智能集群。这意味着掌握最先进AI技术的国家将获得压倒性的防御与威慑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和国际权力平衡。这种技术代差可能比核武器更具颠覆性——因为它不仅关乎毁灭能力，更体现在持续性的战略控制力上。
Q：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观传导机制？
Marc Andreessen：社交媒体领域的争议已经预示了AI将面临的价值观挑战。从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到TikTok在美国引发的算法争议，这些关于内容审查、意识形态传播的争论在AI时代将被放大数百万倍。当AI被广泛应用于内容生成和传播时，其内置的文化偏向和价值观传导机制将变得更为关键。比如TikTok算法是否诱导美国青少年行为的争议，就展现了技术平台可能具备的文化影响力。随着AI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这些涉及文化主权、价值观输出的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而重要。
Q：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和边界？
Marc Andreessen：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Reason杂志对政府的一贯立场。虽然部分人仍对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但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是设立防线的时候了"——比如试图限制各州使用AI的方式。但我要用你们自己的论点来反驳："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铺成的。"
每次监管者都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我们会更精准、更理性、更有效地监管"，就像总有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能让租金管制奏效"。但现实是，我们面对的从来不是理想化的理论监管，而是充斥着监管套利、腐败、行业壁垒、政治寻租和扭曲激励的真实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再好的监管初衷，最终都会演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和创新者的绊脚石。
Q：您如何分析公共权力与私营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博弈关系？
Marc Andreessen： 教科书中的美国经济模型强调自由市场竞争，认为企业通过竞争解决问题，政府干预只是应对"外部性"的例外。但我在创业领域30年的观察表明，现实恰恰相反。James Burnham提出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更为准确——大公司通过形成寡头垄断和同业联盟，逐步腐化并控制监管流程，最终与政府机构形成共谋关系。这种模式确保了垄断地位的延续，同时扼杀新兴竞争。从教育体系、医疗保健到住房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一机制完美解释了多数经济部门的运作困境。Twitter文件披露的内容正是这种政商勾结的典型案例。
Q：您如何看待加密货币生态的发展现状与早期预言的差异？
Marc Andreessen：我仍然认同那篇文章中的核心观点，但需要作出一个重要修正。最初我们预期比特币会像互联网一样持续演进，催生出多样化的应用生态。然而现实是，比特币的发展已基本停滞，而以太坊等替代项目成为了更活跃的创新载体。如果今天重写那篇文章，我会更强调以太坊或广义的加密货币概念。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构建了互联网缺失的"信任层"——这正是90年代我们构建万维网时未能解决的难题。互联网本质上是不可信的开放网络，而Web3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可验证的信任机制。这种技术架构不仅支持货币功能，还能承载房屋产权、保险合同、数字资产等各类权属证明，甚至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智能合约。想象两个陌生人通过原生互联网托管服务完成交易：我们在不可信的底层网络上，正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全球化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这个愿景的潜力远超单一加密货币的范畴。虽然部分应用已取得成功，整体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我坚信最终会实现这一宏大构想。
Q：您认为哪些领域具备技术创新与商业突破的双重潜力？
Marc Andreessen： 研究与开发常被混为一谈，但本质截然不同。研究是资助科学家探索未知领域，他们可能尚未构想出具体产品或验证可行性；而我们关注的是开发阶段——投资初创公司时，基础研究应当已完成。若基础问题悬而未决，初创公司甚至无法确定产品是否可行。理想的开发项目需在五年内具备商业化潜力，这一模式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尤为成功。
二战后的50年间，政府对信息科学的基础研究催生了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类似地，生物技术也从基础研究中获益。基础研究当然需要更多资金，但学界正面临"复制危机"：大量研究被证明无法复现，甚至涉嫌造假。这种情况下，盲目增加投入显然不合理，但基础研究对创新的基石作用不容否认。
开发领域的前景更令我乐观。资金并非主要瓶颈，优秀创业者总能找到支持。真正的挑战在于市场准入：某些领域看似排斥初创公司，实则存在突破空间。例如航天业（SpaceX突破监管与技术双重壁垒）、教育细分领域及加密行业。SpaceX的案例尤为典型——在高度垄断的发射市场，马斯克团队通过可回收火箭技术颠覆了"一次性使用"的传统逻辑。
这类创业需要特殊类型的创始人：他们需具备马斯克式的坚韧，或如亨利·福特、成吉思汗般的开拓精神，能承受巨大风险、恶意攻击甚至人身威胁。社会对这类"征服者型"企业家存在系统性敌意，但正是他们推动着最具变革性的创新。我们亟需培养更多这样的创业者。
Q：您如何解读现代社会对成功企业家群体的系统性敌意？
Marc Andreessen：这可以追溯到尼采提出的“怨恨”概念——一种怨恨与痛苦的有毒混合物。它构成了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基石。我们天生厌恶那些比我们优秀的人，这种心理在基督教中也有体现，比如“最后的将是第一个”的教义，或者“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比喻。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地球上最持久的宗教之一，正是因为它吸引了占人口多数的“受害者”群体。
社会科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桶中螃蟹”效应：当一只螃蟹试图爬出桶时，其他螃蟹会把它拽回来。教育体系中也存在类似问题——表现优异的孩子常遭受霸凌，直到泯然众人。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称之为“高罂粟综合症”：长得最高的罂粟总会被率先割掉。怨恨之所以具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扭曲的解脱感：“如果成功者比我强，那他们必定更卑劣——他们肯定不道德、是罪犯、在荼毒世界。”
但有趣的是，顶尖企业家根本不屑于这种逻辑。他们认为纠结于他人评价纯属荒谬——有那时间不如多建一家公司。